威震敌胆的敌后武工队政协头条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这首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热情讴歌了20世纪40年代山东微山湖地区一支抗战劲旅——铁道游击队。歌曲中的铁道游击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军区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打破封锁蚕食，把敌人挤出去”的重要指示，而建立的一支特殊的敌后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当时，无数个敌后武工队遍布长城内外和大江南北，在抗日战争的最艰难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

年6月，“敌后武工队”在河北定县伏击敌人。本文图片来源于团结报

乌云压顶步步紧逼

武汉会战后，抗日战争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侵华日军逐渐将军事进攻重心转向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开始在各敌后根据地周围修建公路、筑垒修堡，对根据地进行分割封锁，实行野蛮的“杀光、烧光、抢光”政策，妄图压迫抗日军民的生存空间，摧毁中国军民的反抗意志。年底，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战线进一步拉长，各种军事资源日趋紧张，日军迫切希望将中国建设成为稳固的战略后方，实现“以战养战”和“现地存活”。但是，华北等敌后根据地军民的英勇抗战打乱了日军的如意算盘，敌后战场成为日军的心腹之患，日本侵略者开始筹谋新的更加狠毒的对策。年3月，日军将“治安肃正”活动扩大为“治安强化运动”，并在近2年的时间里连续5次发动治安强化运动。与以往单纯强调军事进攻不同，“治安强化运动”的方针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实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总力战”。在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中，日军华北方面军最高司令长官冈村宁次将华北分为治安区（即敌战区，主要为城市、交通命脉及其附近）、准治安区（即八路军的游击区，为敌我争夺地带）、未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等三类地区，分别施策。对所谓“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建立各种伪组织，并村编乡，实行保甲连坐，强化其奴役统治。对所谓“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一步步逼上伪化、特务化道路，广修封锁沟墙，筑碉堡，制造无人区，防止八路军的深入活动。对所谓“未治安区”以“扫荡”军事进攻为主，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摧毁和破坏抗日设施，袭击根据地党政军首脑机关。在“治安强化运动”中，日军清乡、蚕食、扫荡三者配合，给敌后军民造成了极大困难。

八路军活动的华北抗日根据地遭到了严重的分割、封锁和破坏，面积和人口持续减少。年10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曾得意地宣称：“华北碉堡筑成余个，遮断壕修成公里之长，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外长城的两倍，地球外围的1／4。”在敌人的疯狂打击下，山东抗日根据地面积由3.6万平方公里缩小到2.54万平方公里，除滨海、鲁中、胶东尚有较大块的根据地外，鲁南、冀鲁边、清河地区和鲁中的泰山分区已经被切割为小块分散的根据地和游击区，与敌伪顽占领区形成犬牙交错的局面，鲁南根据地变成“南北几十里，东西一枪穿”的狭长地带。

河北的冀中根据地七千多个村庄中有四千余个建立了伪政权组织，根据地面积减少一半，冀南地区只剩下几小块根据地。晋西北的雁北根据地几乎全变成敌占区，太行根据地的富庶之乡沁源县，“房屋被全部烧光，被杀死者七千人，数十万群众无衣无食无房子，许许多多的村庄成了废墟”。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总人口由多万锐减至万。在新四军活动的江淮地区，日伪军集中兵力对苏北、苏南、淮北、淮南等根据地连续不断地“扫荡”“蚕食”，并实行和平“清乡”、政治“清乡”、机动“清乡”，使苏北新四军总部盐城陷落，苏（州）常（熟）太（仓）抗日根据地全部损失，其余根据地也都处于严重退缩状态。在敌人的残酷打击下，根据地士气低落，部分人出现悲观绝望情绪，有些群众甚至干部向敌占区偷跑。面对不断恶化的形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非常忧虑，毛泽东说：“必须振奋军心、民心，向敌人采取积极政策，否则再缩小，前途甚坏。”

敌进我进主动出击

敌人来势汹汹，但绝非毫无破绽。中共中央、八路军和新四军总部、各个师都在认真研究敌人的新战略，思考有效破敌之策。年4月，师师长刘伯承为摆脱“敌进我退”的被动局面，提出了“敌进我进”的战术，即敌人打到根据地来，我亦打到敌人的后方去。年初，毛泽东在总结各地组织便衣侦查队，特别是武装宣传队开展对敌斗争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指出：“要正面发动群众，搞敌后武工队，用泡蘑菇的战术，把敌人挤出去。”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作出关于建立武装工作队的决定，要求武工队要“组织敌占区、游击区群众，变敌占区、游击区为隐蔽游击根据地、游击根据地或游击区”。武工队员“均须具有较高的政治质量，真能担负宣传、组织、武装斗争三位一体的任务”。武工队运用公开的（明）的、秘密（暗）的、半公开（灰）的，武装（硬）的、和平（软）的等一切手段打击敌人，配合我军的正面军事行动，巩固和发展根据地，袭扰敌伪政权肃清敌特分子。

年3月起，各根据地纷纷组建敌后武工队，结合实际开展敌后小规模武装工作。3月25日，师兼太行军区发出第16号联合命令，决定以太行军区在抗大六分校学习的毕业学员为骨干，组建各军分区的第一批武装工作队，并要求其立即深入敌占区和接敌区开展对敌斗争，同时规定“武工队的人数以30至40人为标准，最多不超过50人，设队长、政委各一人，政委负责掌握政策原则，队长负责军事指挥行政领导，但不能机械分离。武工队的政治领导由军分区政治部负责，武工队的队长必须是营以上干部，政委必须是县（团）以上干部，武工队须有地方政府代表参加。”到8月底，师的武工队已经发展到42个，共计余人。晋绥分局根据北方局的指示，确定了武工队的任务：“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和任务就是‘把敌人挤出去’。党的一元化领导，充分地发动群众，是把敌人挤出去的最根本保证；必须把党政军民一切力量动员起来，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密切配合，积极开展对敌斗争，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全面挤出敌人。”

年9月11日，晋察冀党政高级干部会议总结反“蚕食”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敌进我进、向敌后之敌后伸展的方针。会议决定，地方军全部、主力军的1／3或1／2分别深入敌人后方，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并指出执行敌后之敌后伸展任务的主要力量就是武工队。山东军区还组建了“几种特殊的武工队”，如铁道两侧、大城市近郊、矿山和沿海各种资源地区的武工队。在这些特殊的武工队中，最著名的就是鲁南铁道游击队。鲁南铁道游击队以微山湖为依托，活跃在津浦、临枣（临城-枣庄）、台枣（台儿庄-枣庄）3条铁路线上，打票车、劫货车、扒铁路、炸桥梁，有力打击了日军的战略运输。新四军主力在华中敌后，着眼当地平原水网密布环境，总结和吸收华北八路军发展敌后武工队的经验，并结合自身特点发展出三种类型的武工队：一种是阵地的，以正面推进为主的武工队；一种是深入敌人内部的，进行合法斗争的秘密武工队；一种是钻入敌占区，争取群众获得阵地，逐渐发展为半公开的敌后武工队。在苏中、苏南地区，敌后武工队在主力部队的帮助下，创造性地运用麻雀战、阻击战、伏击战、袭击战等游击战术，白天分散隐蔽，夜晚穿插游击，神出鬼没地不断袭击日伪军小分队、零散人员和孤立据点，令敌人防不胜防。

敌后军民的水上游击战，图为白洋淀雁翎队员整装待发。

三位一体利刃穿心

敌占区腹地是日军的心脏，敌人控制得很紧。八路军、新四军大部队进入后目标大，容易暴露，地方干部进去又缺乏自卫能力。敌后武工队短小精悍，机动灵活，正好可以钻进去开展抗日宣传、组织和武装斗争。在敌占区，武工队的首要任务是建立隐蔽的抗日根据地，扩大解放区。以冀南军区为例，武工队钻进敌人心脏以后，一是努力摸清当地群众基础，掌握敌特、土匪、会道门活动状况；二是宣传八路军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当众枪决罪大恶极的汉奸和密探；三是召开士绅座谈会、会道门首领会，进行统战工作；四是分派有工作经验的队长开展坐村工作，培养基点村；五是开展民主民生活动，加强反资敌斗争，减轻群众负担，团结基本群众；六是改造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经过上述工作，冀南军区各分区武工队分别在枣强、冀县、邯郸、永年、临清、垂杨和故城等地开辟了许多小块隐蔽根据地，仅军区直属武工队就在枣强和冀县的敌占区建立了4个区政权、58个村政权，组建民兵人，成立秘密游击小组个。抗战后期，许多武工队独立挑起了开辟与扩大解放区的重担。山东军区所属70多支武工队在敌我边沿地区，单独开辟村庄多个，配合主力部队开辟村庄多个，两者合计开辟村庄1.2万多个，总面积5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余万。彭德怀盛赞敌后武工队“不仅能破坏敌人对根据地的封锁，配合根据地的斗争，而且也是扩大解放区的有力武器。”

武工队开展的敌后游击战极大地打击了敌人，鼓舞了民心斗志。以晋察冀军区为例，为有效打破根据地被封锁蚕食的不利局面，晋察冀军区确立“以武装斗争为主，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方针。刘伯承亲自给武工队讲授“敌后游击”的战术问题，要求武工队不仅要掌握“武的战术”，而且要掌握“文的战术”。强调，“游和击需要巧妙配合，游中有击，避免穷追；击中有游，避免被消灭；游要隐蔽，击要突然；游来击去，击去游来。”从此以后，敌后武工队“忽分忽合，忽东忽西，忽打忽走，忽民忽兵”，在敌点线之间穿插游击，取得了极大战果。从年9月起，冀中军区的武工队和小部队在8个月内共作战余次，毙伤日伪军余人。年下半年，山东军区敌后武工队通过打击日本伪征粮队，破坏敌掠夺资源的计划，逮捕伪政权人员余名，基本瓦解了敌伪统治机构。在晋绥地区，敌后武工队运用“打软不打硬，打尾不打头，打散不打密，打暗不打明”等战术，今天打埋伏、袭据点、摸哨兵，明天撒传单、割电线、捉汉奸，扰得敌人惶惶不可终日。

对敌人开展政治攻势也是武工队的一项经常性工作，特别是每当重大节日、纪念日到来时，敌后武工队就发动群众，宣传抗战形势和根据地的方针政策。武工队的政治宣传极富针对性，对日本士兵，武工队抓住其厌战和思乡心理，利用日本樱花节、中国春节等节日，发慰问袋，送宣传品，以消解其战斗意志。对伪军政人员，武工队则宣扬“当伪军可耻，当伪军没有出路”。冀南军区武工队对伪军政人员提出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果”，“瞒哄鬼子，早留后路”等口号，启发他们进行“良心大检查”和“死心汉奸检举运动”，给他们指出三条出路：一是“甘心当汉奸，日久之后，日寇不相信，枪毙活埋——死”；二是“作恶不改，自绝于国人，国法难容，被抗日军民逮捕——死”；三是“不忘祖国，暗中抗日，反正杀敌，赎罪立功——光明”。为争取伪军政人员弃暗投明，武工队采取了四种办法：一是劝导伪军家属与武工队订立“协约书”，内容包括：规劝子弟不当死心汉奸，不做坏事，不打抗日军、不捉抗日人员，并回头抗战或回家务农；凡订“协约书”的家属，政府保证其生命财产安全，违约者则要受到政府的处分。二是发动伪军填写“回心抗战书”，内容包括：不打、不捉抗日军政人员；设法释放被捕的抗日人员；不危害老百姓；设法逃跑，不当汉奸。在冀南一个人的县伪警备队里，与武工队订立“回心抗战书”者多达多人。三是发给“公民证”“允准书”和“团圆证”。“公民证”颁发给秘密抗日的伪军政人员。“允准书”是对付敌人扩大伪军的一种办法，即在当地政权不得不抽派壮丁时，先呈报抗日政府批准，并要求其“身在曹营心在汉”，不捕捉抗日军政人员，作战时朝天放枪，不伤害老百姓。“团圆证”是发给伪军回家过年时用的，抗日政府对其安全予以保证。四是“红黑点登记”制度。对伪军所做的每一件好事或坏事都分别记上一个红点或黑点，据此给予奖励或惩罚。敌后武工队的政治攻势收效很大。年，晋察冀军区敌后武工队在伪军中建立关系达多个，其中能起内应作用的占1／4，能提供情报的占1／3，不与八路军正面冲突的占1／4。年，山东军区在伪军、伪组织中建立内线关系多个，争取伪军余人。冀南军区还在伪军伪组织中建立“抗战复仇社”“回心社”“忠义社”等秘密组织，并在这些组织的配合下拔除日伪据点多个。

打破封锁克敌制胜

敌后武工队遍地开花，影响越来越大，敌人的清乡蚕食政策终于被打破。年末，日军在华北的“治安强化运动”宣告失败。在日军的情报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民怨沸腾”“民心叛离”等字眼，“此时，共军则扩大了势力，地下活动继续深入，同时表面活动又像两年前那样活跃起来”，连冈村宁次也不得不承认“自年秋季以来，大东亚战争的局势转化为对我方不利，而华北治安战也随之一蹶不振”。新任日军63师团长的野副昌德中将到达北京，听取了各方情况后，在其笔记中写道：“最初的印象是民心叛离，日军虽占有点与线，但处处薄弱，宛如赤色海洋中漂浮的一串念珠，情况十分严重……”

对于敌后武工队在反清乡反蚕食中发挥的突出作用，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各级指挥员都做出了极高的评价。年初，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局在《关于一年半来敌后根据地情况的总结》中指出：“年6月太行‘扫荡’结束之后，首先在太行开始，继又在各区域，皆对敌展开了‘挤’的斗争，以武工队之形式和敌进我进之手段，开始向敌后之敌后开辟工作。从此时期起，我军停止了敌‘蚕食’进攻，结束了我之退却阶段。”年8月，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在同美国赴延安军事观察组的谈话中，把武工队称为在敌后根据地与正规军、游击队、民兵、自卫军并列的“第五武装”。年7月11日，师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在山东《大众日报》上发表《一年来山东的对敌政治攻势——为纪念抗战八周年而作》的文章，盛赞武工队是“袖中利剑，怀中匕首”。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打击敌人，发动群众的抗日斗争，借以配合各个解放区正面战线的作战，收到了很大的成效。”朱德在中共七大的军事报告中说：“武工队是到敌占区开辟工作、恢复工作的锐利武器。敌人把‘扫荡’带至我之根据地，我武装工作队把各种抗日斗争的方式带到敌人营垒去动摇敌人之心脏。”

敌后武工队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敌后抗日战争中的一个伟大创造，它集中体现了中共领导的革命军队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密切结合，军队与人民群众勠力同心的鲜明特色。虽然敌后武工队早已成为历史，但它所凝聚的对敌斗争的经验和智慧，对于今天仍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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