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学习听老党员讲故事从战火中走出来的国

《会计口述历史》（第一辑）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会计口述历史

项目工作组主编

立信会计出版社

晚年张同辉

抗属中学的“红小鬼”

我年上学，年日本就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

因为我家在河北省的中部冀东平原——保定南边、离北京只有里地的安国县，离铁路线只有七八十里地，所以日本进犯卢沟桥以后为了巩固铁路沿线，很快就把我们县城都占领了。

我上学的时候是上上停停，停停上上。有时候老师让我当个“小先生”，那时实行小先生制。

我上小学的时候还是儿童团团长，后来我高小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抗属中学成立了，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校长由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兼任。年我进入抗属中学，穿上了列宁服，戴上了列宁帽。学校包括老师有六七百人，被编排为5个队，队长都是营职干部担任。

入学不久，正赶上年日军秋季大扫荡，3天都没吃上饭，一直行军,敌人的飞机还在天上侦察。最后是某天晚上在敌人眼皮底下，在离县城一里地的时候穿过去（某条逃生路），然后立即往东走。本来是想到鲁西，走到铁路边上时，由于敌人封锁得非常厉害，过不去，我们就都往回走，往回走的时候敌人的飞机天一亮就来扫射，队长让趴下就趴下，让跑就跟着快跑。

在抗属中心也没上多少课，三天两头跟着部队行军，跟着军队走、跟着军区司令部走。白天住下，一到傍晚就开始行军，一走就是六七十里、七八十里，住下以后第二天9点钟以后才上课。上课都在野外，学习军事、语文、算术、俄语、唱歌等。那时候成立抗属中学，是为了培养根据地和八路军的后备干部,学生待遇高于战士，是准排级干部。所以我们穿的是列宁服，冬天发的是黑衣服,比战士还多一个坎肩。

在濾沱河南边住的时候，天还没亮就吹紧急集合号，大家赶紧穿上衣服,背上背包在操场集合，集合之后队长说：“现在敌人已经开始进攻，离这不远了，限5分钟内吃好饭，吃好饭之后出发。”整装后队伍向西北走，走在濾沱河边上，司令员、政委、党委书记都在那儿，指挥着战士让位，让学生先过。

年5月，侵华日军又对冀中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五一”大扫荡，学校通知我们

暂时回家，我就回到了家中，等候通知。

解放战争时期的银行会计

中学解散之后，我在家待了一段时间，还担任了青年抗日先锋队的队长。

年，敌人开始撤退，冀中行署招收经济训练班学员，我便离开家去了河北文安参加训练班。这个班等于是银行训练班，训练3个月后到冀中分行（晋察冀边区银行冀中分行，后改称华北出入口银行第一分行，以商号的名义专向北京、天津办理进出口业务，输出法币和土特产品，购进军需民用的必需品），由分行分配工作。我们一行3个人被分配到白洋淀，工作主要是做货币斗争，跟着工商局打击伪钞。因为那时候出入口银行对着天津和北京，进了外币要打入敌占区，让外国公司帮忙买东西回来给解放区。

没几个月又把我调回支行，让我去当会计。支行当时在现在的天津附近。年国民党进攻，我们又往南撤到白洋淀边上的鄚州，一直到冀中分行前方办事处，又把我调到那里去，没几个月华北第一出入口分行成立，且搬到了河北沧州。

我第一次做会计，什么都不懂，只能自己慢慢地摸索。我名义上上过中学，在那时候文化程度还算高。年，华北第一出入口分行搬到了沧州以后没几个月解放军就开始进攻了，把济南打下来之后钞票都运到我们那里去，再把这些东西“打”到天津去。我们单位后来都在天津，我是做留守，那时候算是总会计，上级每天来收集情况，做收尾工作，直到年4月份我进了北京，其他人则去了天津。我和一个副行长向总行汇报以后，他被调到察哈尔省当人民银行的行长，我则留在人民银行总行，还是做会计。

我在总行开始做会计以后，主要做资金调拨，那时候物价飞涨、粮食欠缺，每天要了解行情一主要是上海、天津的情况，比如了解每天上海黄金出入多少、库存多少，再向总行汇报，还要每天向行长汇报。那时候的行长是南汉宸，他原来是杨虎城的秘书长。

那时候没有长途电话，每天我搜集这些情况后都要摇半天电话。后来让对方（上海）每天固定时间向总行打长途电话汇报，用或者这些密码代表欠款、放款，但经常打着打着就断线了。

抗美援朝时期的军需科长

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四野南下以后，在东北只留了一个军，缺干部，更缺战士，什么都缺。应东北局李富春同志之邀，中央各部往东北抽调了多名干部。10月下旬，从人民银行抽调95个人，在东北组成临时领导班子，我是管组织的。原想成立随军银行，因条件不允许，只能在沈阳把大家就地分配到空军、后勤部、被服厂等。

我是年3月结婚的，4月份就出发到了沈阳，我们去的时候沈阳人很少，大部分原来的机关都撤到哈尔滨去了，美国的飞机天天来转，一拉警报我们就赶快躲到防空洞。我在东北待了3年，那时候东北不是现在的3个省，辽东、辽西、嫩江都是省，鞍山、本溪、抚顺是直辖市，察哈尔也归东北管。东北和中央货币不统一，东北依然用东北币，中央是用人民币，东北币0块钱换人民币1块钱，东北财政部等于是自己统管物资、粮食、烟酒专卖。东北财政部成立了军费军需管理局，我到那里当了军需科长，负责二线兵团，包括从朝鲜回国的伤兵。另外还有朝鲜驻沈阳公使馆，他们的经费也是我们供的。工作量很大。整体来说是供给财政，还没有企业这一套东西，比如支付等。

后来，由于东北不能负担整个抗美援朝的军队开销，所以军费又交给了中央财政部国防司管。我调到了东北财政部综合处，综合处什么都管，和办公室差不多。那时候物资的调拨用收付实现制，还不是核算。

上海杨树浦发电厂被炸以后，我还去看过情况，回来写报告，因为恢复需要资金，要向中央递交检查。

到年年初，河北出了张子善、刘青山案件以后，中央很重视，开始打老虎，就是“三反”“五反”，抓贪污腐化，东北局负责的“打虎队”到松江省（旧省名，辖今黑龙江省东南部，年裁撤，并入黑龙江省）去，也是从各单位抽调人员。从我们单位抽调了一位局长带着我们去，去的人都是骨干，从会计处抽了5个人，我是其中之一，待了3个多月，专门査账。

东北物资局在哈尔滨有十几个仓库，那时候管钱管物的岗位都是藏“老虎”的地方。最后査出来四五个“老虎”，万元以上算“老虎”，万元以下（千元以上）分“中老虎"“小老虎”，其他的都是千元以下的，有的是贪污的，把他们报到市里去等候批示处理。

国管局的“财务总管”

年年底，大区撤销，我又从东北财政部回到中央财政部，在经济建设财务司的重工业处担任处长，管煤、电、油3个能源行业，抚顺煤矿、本溪煤矿我都去过。那时候还没有化工，化工属于燃料工业。

年我得了肺病，在医院住了几年，切了肺之后，年调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央行政经费管理处，这个处的管理范围比较大，不仅涉及党中央、国务院、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宗教团体等的事务，还涉及国务院各部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最高法、最高检、6个大区中央局的事务。管理的对象不光是财务，还包括礼品、汽车、服装、住房、家具等，等于是一个大管家。

甚至一些不是财务的事也让我们管，我们还专门成立一个礼品管理科——各个单位买什么东西，必须经过它允许才能买；外国送的、各个单位自己不能处理的礼品，都交到这里来，报领导审批后，存在这里。

过去很穷，出国专门做的里面的小衣服归个人，但大衣都要交过来，谁出国再由总理批，到这里来借。所以，那些出国的人员出国回来之后，大衣都要交回来，原来国家领导人的貂皮大衣什么的也都要交回来。

汽车管理所则管理各部门的领导配车，包括国家领导人配车，如谁配车、配什么车。

因为我们等于是中央财政，实际上有些制度譬如差旅费、过节（补贴）等制度，财政部定了，以后中央各机关都按照制度执行。

“大跃进”的时候，我们把中央各部委的管行政经费的人，财务科或财务处的人组成一个协作组，每个月开一次协作组会议。有什么问题在协作组上说，大家给他出主意，大家交流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有一段时间搞比赛，有一段很短的时间以表代账。看看谁家报表报得快。有的到了30日晚上，没到次月1日就报上来了报表。后来说这样不行，以表代账容易出错。于是就纠正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行政经费管理处的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大批财会人员被下放、调出，原来的四五十人就只剩下两三个人，只管发工资，其他一切工作都停止了。年5月，我被下放到人民银行在河南淮滨的干校劳动,去了以后给当地带来不少改变，当地拉上了电线，用上了电灯、拖拉机。我还参加了县里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

年，我回到国管局中央行政经费管理处。当时处里就剩下几个人了，我到各单位招人。那时候我就定了一个标准，只要愿意做会计工作，有高中文化程度，即使没有做过会计，只要你喜欢做会计工作，谈话了以后能调回来的设法调回，不能调回的就设法从已撤销的单位找人，从早些恢复的财经院校要人，每年甚至还通过财政部要两个大学生。因为调来的人大部分是一些年轻又没有工作经验的，才想起培训。因为在东北的时候财政干校里面有一个会计班是我们管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有经验。找到了之前的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今天的中央财经大学）的院长，以前他是我们的科长，我是科员。我找他帮忙培养新人，连续办了3期,每期30多人。为了面更广一些，后来采用了讲大课的办法，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请教授来礼堂上大课，多人，包括中央各部委及其下属事业单位的人，一个星期集中上一次课，培训效果不错。再后来又在中国人民大学办脱产大专班，30岁以下，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即可入学深造，学期两年。

一直到退下来，我都很重视抓培训干部工作，包括后来的电脑培训，我们也是最早推行的。

年，中央行政经费管理处改为财务管理司，我被任命为司长。

期望：站在河边不能湿鞋

做财务工作的，你必须要自己站住脚，搞财搞物的不能沾，领导要以身作则。我们那时候要求特别严，最严的时候文化节别人送电影票都不能要，到单位检査工作，按规定也不能在单位吃饭。我这个人比较直爽，不管是谁，只要违背制度的事情我是坚决抵制的，所以很少出事情。比如我们那时候管处理物资，让委托商定价，一般他们定得会便宜些，所以我们财务司的人一律不准去买。不能让各单位干的首先自己不能干。

我们预算都是采取民主协商的形式一各部预算多少，你提出哪一个部门的预算必须说明根据是什么、有什么情况、有什么问题大家平衡，各单位协商,一个单位提出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一你要开几次会，这个会有多少人，住什么地方，都要算账，这样一来中央机关执行预算时超预算的很少。除此之外，平常预算的单位，年初定的时候是根据什么定的，之后又发生什么情况，都要放在预算中，要实事求是地去解决问题，不能说原来定的预算都不改。所以我们自己得掌握一部分东西，每年10月份以后调整，根据了解到的情况，确定哪一个单位需要补，哪一个单位需要减。

一个人管十几个单位，实际执行的情况，这个人最了解。每一个单位是什么情况，有什么问题，怎么解决，怎么样才合理，整个预算执行的情况、报表的汇总都得审查。对每一个人（的工作）都要定期检查，相互监督。在了解情况之后，哪些制度不合适，需要修改，则特殊情况特殊解决。

另外是如果有人不在了，别人要可以代替，搞协作关系。比如，你管（对接）文化部，我管（对接）司法部，但是我也要了解司法部的情况，你也要了解文化部的情况，这样万一你有什么事情别人也可以代替。

说到对于现在的会计从业人员有什么期待，实际上真正的会计理论知识我没有多少，不过就是组织一下，都是打杂的。但是我很注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并且这么多年工作下来，我们是属于管钱管物的，我强调的是站在河边一定不能湿鞋，我是始终拿这个来要求自己的。

摘自《会计口述历史》

资料：立信会计出版社

编辑：徐诺

上观号作者：书香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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